《庄子·则阳》：世界的本源，既不是“无”也不是“有”
今天这期，我们接着来讲《庄子·则阳》篇的剩余部分。首先，来看下面这则寓言。
柏矩在老聃门下学习，他对老聃说：“请让我去天下游历。”
老聃说：“算了吧！天下和这儿一样。”
柏矩再次请求，老聃说：“那你想从哪儿开始呢？”
柏矩说：“从齐国开始。”
柏矩到了齐国，看见一个被处死的罪犯，柏矩推了推死者，令其正卧，解开朝服盖住他，然后向着上天哭喊道：“你啊你啊，天下有大灾祸，你却偏偏先遭遇，都说不要偷盗，不要杀人！荣辱建立，然后就会看见忧虑；财货聚集，然后就会看见争夺。如今建立了人们所忧虑的，聚集了人们所争夺的，使人的身体穷困而无休止，要想不沦落至此，可能吗！”
“古时候为人君者，认为有所得在于百姓，认为有所过失在于自己；认为世风端正在于百姓，认为世风歪曲在于自己；所以只要有人失去了人的样子，君主就会退而自责。如今却不是这样。隐匿事物真相，却来责备不懂的人；加大困难，却归罪于不敢做的人；增重任务，却处罚无法胜任的人；延长路途，却诛杀无法抵达的人。百姓的认知和力气都耗尽了，于是便用虚伪来继续应对。君主虚伪，士民如何能不虚伪！力气不够就只能伪装，认知不够就只能欺骗，财物不够就只能偷盗。盗窃的行为，责备谁才行呢？”
这则寓言，道出了这世间的虚伪、争夺、欺骗、偷盗等一切混乱的根源。那便是，阶级的分化，地位的差异，能力的大小，财富的多寡等等，一言蔽之，即人心原本淳朴的状态被打破，有了高低贵贱、荣辱夭寿等分别。于是，那些所谓好的东西，尚未拥有的人想要得到，已经拥有的人，想得到更多，混乱由此产生。若不是虚静恬淡寂寞无为之人，谁又能在这混乱之中保全自己呢？
然而，如果身处上位者，都不能做到虚静恬淡寂寞无为，下位者又如何能做到？上位者为了一己之私而妄自作为，以严刑峻法，强迫百姓去做那能力之外的事，百姓若不虚伪应对，又能怎么办呢？古之人君，让百姓自得自正，稍有过失、歪曲，便退而自责，反思自己是否妄为。而今之人君，只知苛责下面的人，从不反思自己，一味地榨取天下人的血汗为己用，致使士民不足以应对，只能诉诸虚伪、欺骗、偷盗。所以，这一切该责备谁呢？答案不言自明。
下面来看一小段论述。
蘧伯玉已经六十岁了，经历了六十次变化，未尝不开始认为是，最终屈服而认为非。不知如今所谓的是，是不是五十九岁时所认为的非呢？万物有所诞生，但却不见其根，有所出现，但却不知其门。人们都看重自己智慧中所知道的，却不知，正是凭借其智慧中所不知的部分，而后才能知道，能不说是大的疑惑吗！算了吧！算了吧！谁都逃不出这个理。这就是所谓的对吗，果真就对吗？
这段论述是说，此时认为的是，在彼时有可能成为非，此时认为的非，彼时有可能成为是。可知是非无定准，执迷于此，又岂能不疑惑呢？蘧伯玉虽然六十岁而六十化，能够与日俱新，却仍然一开始自以为是，最终才觉得自己为非。他又怎知六十岁认为的是，不是五十九岁时认为的非呢？可见他仍然执迷于是非。若不知是，怎知非，不知故，怎知新。若无是非之心，无新故之心，又有何可化？化无可化，忘无可忘，觉无可觉，无无可无，这才是完全的空明虚静。所以，只有止于不知，才能不惑，才能真正的知。
下面来看另一则寓言。
仲尼问大弢、伯常骞、狶韦这三位史官，说：“那卫灵公饮酒耽乐，不听国家政事；打猎射箭，不应对诸侯的交际。他之所以能谥号为‘灵’，是为什么？”
大弢说：“就是因为这样。”
伯常骞说：“那灵公有三个妻子，他们同在一个浴池中洗澡。史鱼奉召进宫，灵公强忍疲惫而搀扶他。他自己虽轻浮非常，但见到贤人仍能如此恭敬，这是他能谥号为‘灵’的原因。”
狶韦说：“那灵公死后，占卜预测葬在祖先的墓地不吉利，占卜预测在沙丘才吉利。于是在沙丘挖了数丈，发现里面有一个石椁，洗干净一看，上面有铭文，写道：‘不必依赖子孙（制造棺椁），灵公可夺取而居于此处。’那灵公谥号为‘灵’已经很久了，这二人哪里能够了解呢！”
这则寓言要表达的内涵让人有些费解，似乎是讽刺卫灵公的荒淫无道。灵，一个寓意美好的谥号，却用在了卫灵公身上，孔子很疑惑。对此，第一位史官大弢含糊其辞，说：“这就是因为这样。”似乎是在说，卫灵公就是因为有神灵般的品质，所以才称为灵公。第二位史官伯常骞，虽然道出卫灵公的荒淫，但也有为他开脱之意，说他能重视贤人，担得起一个灵字。而第三位史官狶韦，不赞同前两者的看法，说卫灵公不配葬在家族墓地，上天早已在沙丘为他准备好了棺椁，言外之意，这样一个荒淫之君，天欲早亡之。
最后，我们再来看一段篇幅较长的对话。
少知问大公调，说：“什么叫做乡里之言。”
大公调说：“乡里，聚合十姓百名，以此建立风俗。融合不同的部分成为同一整体，分散同一整体成为不同的部分。如今指着马的各个部位，并无法得到马，但如果把马系在面前，各个部位合在一起站立那儿，那才叫马。所以，山丘积累矮小而成为高，江河聚集细流而成为大，大人包容独特而成为公。所以，由外界进入内心时，自己虽有主见但不固执己见；从内心散发至外界时，自己虽有想法但不抗拒他人。四季气候不同，上天不偏私，所以年岁得以形成；五官职责不同，君主不偏私，所以国家得以治理；文才武略，大人不偏私，所以德性完备。万物具备不同的天性，大道不偏私，所以没有名号。无名所以无为，无为而无不为。时间有始终，世事有变化。福祸流行而至，有拂逆之时，便有得宜之时；各自追逐不同的方向，有得当之处，便有差池之处。譬如大泽，百种木材都接受；再看那大山，树木石头同处一地。这就叫做乡里之言。”
少知说：“那么称之为大道，足以吗？”
大公调说：“不能。现在计算万物的数量，不止于万，而仅限定说是万物，只是取数量多的字来说而已。所以，天地，是形状中的极大者；阴阳，是气中的极大者。而大道是共通的。依据它的大而这样称呼它，是可以的。已经有大道这个名号了，还有能与之相比的吗？如果以乡里之言来辨别大道，就像狗和马相比，相差太远了！”
少知说：“在这四方之内，六合之中，万物的诞生到底从哪儿开始呢？”
大公调说：“阴阳相互凭照，相互妨害，相互治理；四季相互代谢，相互生成，相互完结。喜好、厌恶、远离、亲近，于是兴起；雌、雄、分、合，于是常有。安危相互更易，祸福相互生成，缓急相互交替，聚散于是形成。这名实可以记录，这精微之处可以领会。遵循秩序而相互调理，起伏运动而相互驱使，穷尽则返回，终结则开始，这是万物共有的规律。言论所能穷尽的，认知所能抵达的，不过是物的边界罢了。认识大道的人，不会追寻事物的消亡，也不会追究万物的源起，这是议论停止的地方。”
少知说：“季真认为‘莫为’，接子主张‘或使’。两家的议论，谁合乎实情，谁又偏离正理呢？”
大公调说：“鸡鸣狗吠，是人所知道的；人虽有大智慧，但却无法用言论解释它们自然的变化，又无法臆测它们将要做什么。分析万物的根源，精微至于没有端绪，广大至于不可包围，‘或使’，‘莫为’，皆不能免于物的概念，因此终究是过失。说‘或使’则太过实在，说‘莫为’又太过虚无。有名有实，是物的存在；无名无实，是物的虚无。以为可言传可意会，殊不知言传就会离道越来越远。还没有产生的，不可禁止；已经死去的，不能阻止。死和生并不遥远，只是其中的道理无法看透。‘或使’，‘莫为’，都是疑惑中的假设。我观察万物的本源，过去的没有穷尽；我寻求万物的末尾，到来的不会停止。无穷无止，只是言语中所说的无，和物是同样的道理。‘或使’，‘莫为’，只是言语中所说的本源，和物一样有始终。道不可有，有不可无。道的名称，乃是假借而流行。或使，莫为，都在物的一偏，如何能够抵达大道？说得自然完备，则终日所说都是道；说得刻意偏滞，则终日所说的都是物。大道的尽头，言语和沉默，都不足以阐明。不言语也不沉默，这样的议论之中才有尽头。”
这则对话中，所谓“丘里之言”，喻指这个世界差异共存的现象。天地万物，虽各有各的属性，但通过大道融合为一体，都在相同的规律之下运行。正如不同的四季构成同一年岁，百种木材处于同一大泽，各异木石处于同一大山。无私包容的品质，成就了道的浩大。正如山丘积矮小成高，江河聚细流为大。大道无私，所以敛藏而不可捉摸，所以无功无名，无功无名则万物感受不到其存在，而万物又能自然有序地运行，这便是无为而无不为。
这个世界上，有人类能够认知的现象，可以探寻的规律，这就已经是物的边界了，这就已经是认知的极致了。边界之外，即现象和规律的源头，便是大道。然而，正所谓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。人类的概念，总归还属于物的范畴，是无法界定大道的。正如老子所说：吾不知其名，强字之曰“道”，强名之曰“大”。称之为“大道”，只是无奈之举罢了。
道不可有，有不可无。大道，并非实在的“有”，故而人不能以自己概念中的“有”去界定它。而大道又创生了万有，故而人类又不能单纯地用“无”去界定它。
所以，无论是主张世界的本源是“莫为”，还是主张世界的本源是“或使”，都是偏于物的一端。所谓“莫为”，即认为这个世界背后没有任何力量和行为，完全是凭空出现的，而“或使”，则认为世界的背后有一个主宰者、驱使者。这两种观点，前者是以人类认知中的“无”去猜测世界的本源，过于虚无；而后者则是以人类认知中的“有”，去猜测世界的本源，又过于实在。
万物皆生于“无有”，而“无有”一“无”、“有”。“无有”即大道，其超脱了物的边界，统一了“无”和“有”。“无”中包含“有”，似“有”还“无”。这是人类的语言无法解释的，是人类的认知无法理解的。若是强行去寻求，去假设，去揣测，则永远也无法抵达尽头，不仅无所获，反而会愈发疑惑。所以，无心便是道，不知便是道，自然无为便是道，物我两忘之境，不言不默之间，方能见道。
那么至此，《庄子·则阳》篇就为大家介绍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
